初探批判教育學 (critical pedagogy)

發展自中南美洲與北美洲的批判教育學(critical pedagogy)，深受Paulo Freire(保羅‧弗雷勒)在巴西所進行的成人識字教育影響。Freire重新定義識字教育的概念並賦予政治化意涵，將教育視為解放人類的方式。H. Giroux(季胡)曾指出Freire的教育思想立足於兩種激進與傳統之間，一方面是批判的語言（a language of critique），體現出新教育社會學的特色，另一方面是可能性的語言（a language of possibility），得自於解放神學的傳統，因而發展希望、鬥爭的哲學。

承繼Freire教育哲學中所隱含的批判性語言和可能性語言，批判教育學一方面持續新教育社會學的努力，將教育視為一種政治活動，分析、批判學校教育背後隱藏的意識型態和霸權，另一方面也賦予學校教育積極的能動（agents）意義，將之視為達成社會轉化、解放的場所。由於批判教育學同時強調解構霸權的重要，又不忘正視、彰顯主體改變現實的能動性，可謂在結構和主體之間搭建起一道溝通的橋樑。使得1980年代以來，由北美Henry Giroux、Peter McLaren(彼得‧麥克拉倫)等人所倡議之「批判教育學」，已成為西方世界裡頭左派知識份子用以批判新右派、新保守主義、新自由主義、教育市場化的主要論述利器，同時也為批判性的教育實踐開啟另一扇希望之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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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報：學校霸權不合時宜

早前，網上熱傳高二學生因唱含有「粗口」英文歌被學校開除，青年動力昨午舉行「動力論壇」，主題為「新時代的校生關係」。有學者認為，事件可能由兩代不同價值觀的衝突所致，此外，青年人往往挑戰權威，建議校方定期與學生公開對話，讓他們表達想法，回應青年需要。

澳門理工學院社會工作課程講師梁啟賢認為，「粗口歌事件」可能由兩代不同價值觀的衝突所引起。對於外界批評教育制度不夠多元化，不夠開放，不夠包容，梁認為，這不是一、兩間學校可以解決和處理的，涉及整個教育體系，甚至整個社會體制。

「從更高層次看，究竟整個社會制度如何包容青少年的聲音？雖然，過去兩年，教青局、社文司做了很多動作，與青年人對話。但是，究竟是否只有選定的團體？還是很廣泛地包容所有意見？過去都有一些評論，你是否真正了解青年人的需要，而不只是做一、兩次所謂對話，或找一、兩個指定團體便可解決問題。」

梁啟賢指出，青年人往往是反叛的，意圖挑戰權威，過程中甚或感到高興，但是，挑戰權威可能是有創意的，可能令學校改變以回應青年的需要。他認為，學生會可以成為學生表達意見的渠道，並建議校方定期與學生公開對話：「可能很多學校校長怕很難控制，其實，很老實說，可以亂成怎樣，怕他衝上來打你嗎？」

從事三十多年教育工作、直選立法會議員區錦新指出，未實施普及教育前，留在學校的都是有能力、有動機的學生，但是，現時的學生無論有否學習動機、有否學習能力、是否願意讀書，都要留在學校，師生往往「困獸鬥」，如果老師不改變方法，很容易出現學生與師校的衝突。

區錦新認為，遇到衝突時，教師、校方更有責任想方設法解決問題，不是很簡單地開除學生：「一個醫生醫不好人就踢病人出院，學生我教不好就踢他出校，只是將責任移轉給其他學校，或者移轉給社會，這樣其實看不到教育工作的專業。」另外，政府以法規訂定「入網學校」不得在學年中途開除學生，區錦新認為，學生在學年中途被開除，受到很大的傷害，教青局有責任做好把關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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