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1、2、3、4、5⋯⋯29、30」,30多名青年齊齊趴在議事亭前地澳門電訊門前齊呼,他們不畏污糟邋遢的街道,實行集體瞓身30秒,透過破格的行動,反映對電訊商的不滿,對社會的訴求。
過去,不斷有調查研究指澳門青年參政、議政,關注時事的參與度不高,是次行動正好打破相關說法。部分參加集體「仆街快閃」的青年更身穿校服,部分是一身「潮服」的「90後」。正如,去年有一批「80後」青年遊行,反「河蟹」文化,表明新一代年輕人思想有所革新,對社會發展有他們的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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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報上週(5月5日)刊載林柏儀所撰寫的「面對青年貧窮化:兩種社運觀的政治關係」……,在柏儀的文章中將當前的社運區分兩類:其一是爭取根本性改變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「左翼社運」,另一類是主張多元特殊利益群體,在目的上各自具有獨立性、彼此不一定有共同目的、也未必要挑戰政經體制的「自由派社運」。……在台灣這個充滿了自由派社運的土壤中,柏儀願意主動從左翼的結構性觀點,且清晰追問根本性宰制資本邏輯,實屬不易。而本文將承接「兩種社運觀一文」的基礎,繼續深化前述討論。
我們知道「根本性的壓迫來源」是資本主義,而其壓迫的直接形式,則是資本透過生產關係,對勞工進行剝削,但若循著這脈絡思考,則會得出「反抗資本主義的主力必然是傳統工運」。但我們必須追問:究竟婦女、少數族群、土地及教育私有化等多元社運議題,與資本邏輯的關係為何?如果他們受到資本的宰制,那麼他們被宰制的形式與傳統工運是否相同?……其次,當資本以戰略性、全面且細膩的展開進攻,而左翼社運是否需要提出至少複合性或全面性的實踐出路?若答案是肯定的,則我們能否從眼前的實踐經驗中,找到一些可能的實驗種苗?
針對上述這些問題,本文將嘗試重新定義資本主義與多元社運的關係,並由此推論「無階級公民社運」抗爭的必要性與合理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