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兩種社運間：我們如何選擇、如何發展?——潘欣榮

立報上週（5月5日）刊載林柏儀所撰寫的「面對青年貧窮化：兩種社運觀的政治關係」……，在柏儀的文章中將當前的社運區分兩類：其一是爭取根本性改變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「左翼社運」，另一類是主張多元特殊利益群體，在目的上各自具有獨立性、彼此不一定有共同目的、也未必要挑戰政經體制的「自由派社運」。……在台灣這個充滿了自由派社運的土壤中，柏儀願意主動從左翼的結構性觀點，且清晰追問根本性宰制資本邏輯，實屬不易。而本文將承接「兩種社運觀一文」的基礎，繼續深化前述討論。

我們知道「根本性的壓迫來源」是資本主義，而其壓迫的直接形式，則是資本透過生產關係，對勞工進行剝削，但若循著這脈絡思考，則會得出「反抗資本主義的主力必然是傳統工運」。但我們必須追問：究竟婦女、少數族群、土地及教育私有化等多元社運議題，與資本邏輯的關係為何？如果他們受到資本的宰制，那麼他們被宰制的形式與傳統工運是否相同？……其次，當資本以戰略性、全面且細膩的展開進攻，而左翼社運是否需要提出至少複合性或全面性的實踐出路？若答案是肯定的，則我們能否從眼前的實踐經驗中，找到一些可能的實驗種苗？

針對上述這些問題，本文將嘗試重新定義資本主義與多元社運的關係，並由此推論「無階級公民社運」抗爭的必要性與合理性。